秦瑜明 ｜ 颠覆与重塑：融媒体环境下视障群体的媒介接触
摘要：
5G时代的今天，视障群体“触网”已成常态。大规模、多频次的媒介接触，颠覆与重塑了视障群体的身份认同、人际交往，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扩大了其社会话语空间，对于促进视障群体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技术的力量，也要警惕“唯技术论”的陷阱。视障群体的触媒行为是社会机制、立法保障、内容生产、发行获取、信息技术与受众心理等多重参数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应对其进行多维度考察，在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视障群体这一特定用户群体的基础上，深刻理解融媒体环境的复杂性，切实改善视障群体媒介接触体验。
关键词：融媒体；视障群体；媒介接触；无障碍
数字信息的发展为视障群体提供了实现信息符号互换的技术支持，视障者“触网”早已不再大惊小怪。
同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保持基本一致，视障群体的“触网”行为也经历了由PC端到移动端的转变。在智能手机软件的研发设计之初，逐渐添加了语音输入、语音文字双向转换等功能，在满足健全人使用需求的同时，也在无意之中为视障群体提供了更便捷的触媒选择。
△ iPhone的语音助手Siri
可见，与触及性弱的传统媒体相比，新型媒体技术为视障群体提供了更多的触媒机会，特别是随着5G时代的到来和应用设计的不断更新，手机无疑在提高视障群体精神文化生活质量方面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大规模、多频次的媒介接触得以颠覆与重塑视障群体的身份认同、人际交往，提高他们的社会参与度，拓展他们的社会话语空间，最终完成社会融入。
一
社会融入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能动地与特定社区中的个体与群体进行反思性、持续性互动的社会行动过程。完成身份认同是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视障者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定位，如何与他人相处，究其根本是对自我身份、自我归属的群体身份的确立，其答案往往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既包含视障者个体的社会关系（如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和经济基础，还包含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念（如关于视觉障碍疾病的认知）和包容程度（如无障碍设施配备和社会舆论）等，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我们”、“他们”的划分与归属,进而影响“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的建构。
基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视障个体存在众多与由健全人构成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关系，“特殊与正常”的对比既显而易见又影响深刻。除此之外，作为再现、传播上述身份认同坐标参数的重要平台，大众媒体在引导视障群体对“自我”、对“群体”解读与判断上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大众属性致使媒体必须以占比更多的健全人视角，即他者视角进行关注与书写。另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内容体量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有关视障群体的报道篇幅和力度，社会观念和包容程度的变化缓慢而曲折。受到他人和社会大量非正向反馈的视障者，认同社会关于残疾群体的刻板印象，认为个体发展前景渺茫无望，与社会割裂隔绝，拒绝融入。
如今以数字技术为肌底的融合媒体，凭借新媒体平台虚拟、垂直、海量等特性冲击大众的同时，也颠覆与重塑了视障者对 “自我”的解读与判断，日益成为视障者完成身份认同的主要参考工具。
首先，网络社交隐去视障群体的缺陷，削弱了“特殊与正常”的对比，使其在网络上“另起炉灶”，重塑主体资本。
其次，碎片化与垂直化的新媒体平台鼓励具有共同特性的人“重新部落化”，主张信息的自助获取，自我书写，主动传播。视障者通过群体内部积极的自我书写和主动传播，颠覆 “瞎子”、“废人”的传统自我认知，客观看待自身缺陷。
△ 电影《推拿》中视障人士小马成为盲人技师
再次，新媒体平台的海量承载力使得社会对于视障群体的关注度不再受容量限制，且内容丰富多元。海量信息使视障群体能够准确接收与他人在社会互动中的反馈信息，及时调整自我行为。
如关于全国第一位参加普通高考升入大学的视障者郑荣权的大量新媒体报道，不仅重燃视障儿童读书考大学的希望，更让视障者看到除按摩师和调音师以外的更加广阔的自我发展前景，拥有与健全人同样的话语权和社会参与。借助新型媒介技术，视障群体正进行着一场确认自我、调整自我、实现自我的身份认同变革，逐渐实现从依靠“社会供给”到“自我供给”并推动社会发展的华丽变身，最终融入社会。
△ 郑荣权系浙江省首位盲人大学生
身份认同或社会认同的改善与提高加速了社会融入，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发展。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互动与信息接收同等重要。相较于差序格局闭环型的熟人圈，移动互联打破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封锁，重塑视障群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和信息交流方式。语音和文字符号之间的双向自动转换功能帮助视障者在网络的虚拟性中藏匿自身“缺陷”，实现与健全人无异的，自由穿梭各类社交工具的跨时空交流行为。
不仅如此，拥有正向反馈的触媒行为有利于促进人际网中强联系与弱联系的有机结合，在无形中重塑了视障者的社会关系：一方面将现实关系延伸到网络，加之线上关系的拓展，扩大了关系网络; 另一方面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即时性，视障者易于建立无差别化社交，且线上社交较之线下多半轻松活泼，更利于拉近时空距离、加深彼此了解，对建构强联系有着积极作用。
不可否认，凡此种种颠覆与重塑都基于数字技术为视障群体带来的新触媒体验才能得以实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高速移动互联技术是保障残障群体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新兴力量，是消弭信息障碍、促进社会融合的催化剂，其不断普及的战略性意义在推进残障人与健全人平等接收信息、接受教育、获得就业、融入社会生活、享受文化艺术中愈发凸显。
二
然而，在理解和实现视障群体触媒意义的过程中，人们的目光被技术牢牢吸引，一厢情愿地致力于提高媒介接触的便捷性。一些学者认为，以技术来弥合媒体对不同用户（尤其是视听残障人士）的使用壁垒成为优化视障群体触媒体验的重中之重，而传播主体、媒介差异、触媒行为、制度环境等诸多要素皆被忽视。
更为致命的是，在传统媒体环境中的无障碍触媒体系尚未完备之时，高速互联信息技术已纷来沓至，似乎凭借数字技术更容易解决那些传统媒体时代的难题。于是，无障碍触媒研究一哄而上地扎堆集中在信息科学、机械自动化等应用科学领域。然而，这只是技术施展的“障眼法”。事实上，在技术主义视阈下对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等因素的忽视并未使无障碍触媒达到理想的研究效果。实际上，技术“可及”并不意味着传播“通畅”。
对于移动互联网来说，硬件技术正在大力普及，而信息无障碍实现过程中人的因素、制度因素、社会因素等软性因素逐渐成为视障群体在媒介接触中的绊脚石。比如，苹果手机所提供的语音导航系统比以往的盲人专用手机更加专业，但高昂的手机价格使得普通视障者望而却步；读屏软件可以完成初级的识别功能，却没有任何情感，对文化影视艺术作品的解读不仅无法给观者带来愉悦体验，甚至无法完成基本语意表达。这时就需要人的介入，即由掌握基本画面语言，具有“编码—解码”能力的专业人士来完成视觉元素的听觉转化。
△ “光明影院”志愿者为无障碍电影配音
例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要求公共电视频道每季度必须保证50小时的具有描述性音轨的电视节目以服务视障观众。中国也在实践着类似的公共文化服务，例如中国传媒大学的 “光明影院”、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上海的“光影之声”等无障碍电影公益解说服务，最大程度地保障视障群体享有与健全人同等的媒介接触机会和艺术审美权利。
可见，视障群体触媒研究更是一个与社会机制、立法保障、内容生产、发行获取、受众心理等紧密结合的涉及面很广的议题，对其进行多维度观察，全面理解融媒体环境的复杂性，才能改善视障群体媒介接触体验。
三
相较于具体层面的内容实践和优化，构建无障碍媒介环境才是提升视障群体媒介接触体验的首要议题。在西方，电信以及终端服务的提供商往往在法律和社会的监督下成为推动无障碍影视的制作与传播中的主力，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在我国，推动媒介信息无障碍传播的主体大多仍集中于政府、学校、图书馆等社会公共服务机构，对于直接面向受众，提供文化信息内容的有线电视网、商业网站和文化产品供给商而言，该如何面对视障群体？供给媒介内容是作为高尚行为鼓励还是强制内容要求?强调公共性还是公益性? 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明确。
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导演与32名代表联合署名向大会呈报提交《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就无障碍电影的立法、版权限定和服务提升等方面提出构想方案，呼吁社会关注视障群体媒介环境的顶层设计。
除此之外，制定关于信息无障碍的国家技术标准，推动政务和公共服务网站的信息无障碍建设也是构建无障碍媒介环境的重点。中国或可考虑在现有法规中做增补，同时完善影视制作标准，规定在影视制作中增加音轨，为口述影像专门留出声道，以提供视障人士可以正常观影的可能性，在宏观层面提供视障人士接触媒介的无障碍环境，充分利用从模拟电视向数字电视的过渡带来的“数字红利”，为信息无障碍服务提供频谱。
适合视障群体使用的媒介内容生产发行成为被信息技术发展掩盖的另一大重要难题。虽然不同形态的信息符号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和新媒体平台得以自由转换，使得视障群体看似与健全人拥有同等接触信息的机会，但适配内容的短缺并未使得两者真正平等。统计来看，融媒体环境下无障碍内容的社会供给较传统媒体时代并无显著增长，视障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依旧较为单一。
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项目就提供了一个可推广的样本。电影解说工作由传媒大学的师生共同进行，片源和播出渠道由歌华有线、院线公司、新媒体公司提供，强调专业性、可持续性、可拓展性。
专业性在于中国传媒大学专业影视人员的加入。无障碍影视不同于普通的录音剪辑，重点在于对影视进行场景分解，在对白和音响的间隙，用视障人士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画面信息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情感与意义，对于情感传递、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具有重大意义。影视专业师生的加入和相关学术研究的开展对制定无障碍电影音轨制作准则，提升无障碍电影解说服务的专业水准均有助益。
△“光明影院”志愿者团队制作无障碍电影
可持续性在于该模式综合多方力量，高校在专业领域的技能和人员优势，电信和新媒体企业的片源、传播渠道的资源优势均得到充分发挥，人员、片源以及平台的有效组合使得这项无障碍服务可以延续。
可拓展性在于四个层面，一是服务对象可拓展，盲人、存在严重视觉障碍的人以及希望在不看屏幕的情况下亦了解节目内容的人都是目标受众；二是参与机构可拓展，新媒体公司均可参与其中，这也是新媒体时代商业公司的社会责任所在；三是服务内容可拓展，无障碍电影只是一个开端，相应模式可以延续到主流频道和政府网站视听内容的口述影像服务；四是青少年残障人群的教育和就业领域拓展，公益电影解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视障群体加入进来，成为他们接受教育和实现就业的新路径。
四
上述所有的实践均要以全面了解和准确把握视障群体这一特定用户群体为前提。然而在大数据普遍应用的今天，这一前提仍并不完全具备。
首先，在用户画像方面，缺乏全局性的视障群体基本数据调查，各类研究均以本地的视障群体为研究范围进行抽样调查，但对全国视障群体的了解仍存在诸多盲区，数据更新速度无法跟上社会环境、媒介环境变化的速度，无法满足科学研究与政府决策的需要。
其次，在受众行为研究方面，当前大多数研究仍局限于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来简单定义和归类视障群体的媒介使用习惯、使用心理以及使用障碍，他者视角和方法固化使得研究结果雷同，无法敏锐捕捉信息技术发展中视障群体的媒介使用趋势。然而，在交互特性显著的新媒体平台中，视障人群早已不再被动地信息接收，但这一变化未在无障碍传播研究中得以观照和挖掘。
再次，在社会学研究方面，视障群体仍为研究盲区，视障人群的媒介权利研究仍处于“三空白”阶段：关注新型媒介对视障群体赋权问题的本土性尚处空白，视障人群的视听媒介行为研究尚处空白，视听内容无障碍服务的理论性系统化研究尚处空白。
当视障群体借助数字技术冲破视觉信息符号设下的围栏，可以“自由”表达和书写时，这部分群体的身份认同与社会角色是否会发生改变?这一群体对于数字技术发展的速度是否敏感？5G的到来对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技术赋权”是否能在这一群体中得到印证？此等问题的空白或许再次印证了我国的无障碍化媒介建设任重而道远。
作者介绍
秦瑜明：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融媒体、纪实影像；
宋君仪：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2019级广播电视学博士生。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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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朱润楠 “光明影院”项目团队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学术顾问／吴炜华
编辑／杨丽萍
美编／陈沫含
主编／丰 瑞 刘日亮
监制／顾 洁